有人说，是挖去心上的一颗毒瘤，连同血肉痛得彻骨铭心，原本完整的心就此有了空缺。
有人说，是在成长的路上咬紧过的牙关一下子崩塌了，忍住过的眼泪一下子决堤了。有人说，是如释重负，终于卸下了内心的包袱。
也有人说，无法确切的描述那种感觉，或者说是无法去肯定那种感觉，更加无法去定义这种深爱过又放弃的意义到底是美好的，还是不好的。
“王长老，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你说你历劫的事啊。”想来几乎哪个神仙历劫的故事都听过，唯独王学道从来没有说起来。
“诶。还真是，王长老你怎么从来不说啊。”周星星仔细一想还真是。
“说什么啊。人老了，都忘了，，忘了……”是啊，人老了，记忆不好，但是记下来的可不会忘记啊。
Xxxx年xx月xx日
我怕我以后老了，忘了，记忆里的杂音太多而回忆不出家乡的原本模样。今日偶然有感，遂在此刻就写下此文。
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山村，一个距离市区超过200公里的山村。以前没通高速公路的时候，去市里开山路要开一天的车。在如此闭塞的西部山村条件下，我们这个山村却有着很多神奇的反差色彩。比如从小邻里关系如北京胡同那样，淳朴友好。比如我们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十分正宗的普通话。
这其中里面的部分原因来自于我的父母辈是这个山村里的某国企改革开放后引进的人才，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所以为了方便交流，官方语言上至酒楼银行下至小地摊小超市也都逐渐变为了普通话。
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我童年的几年时光虽不像城市小孩儿那样日新月异，但也度过了十分多现在都可以清晰回想起来的快乐时光。当时对外面世界的无知让我觉得我的这些经历并无什么不同，只是一个普通孩子。我只记得我和其他小孩儿一样在家门口用粉笔在地上画画和写自己的名字，一样和自己的一群铁一样的发小出门钻洞探险，一样在长大途中和小伙伴相约看禁片探索性的禁忌|画面。
我有个小名叫山山，这和我的真实姓名毫无关联，意思也非常简单，我是出生在大山里的孩子。我的几位发小也有非常好听甚至现在看来有些土味儿的名字，飞飞，天天，都和他们的姓名无关，我也回忆不起来是谁取的，可能是我们互相随便说说就一拍即合了吧。我们村，唯一一个和广大山村的不同，也许就是过年时我们的村子竟然会像大城市一样空掉，父母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全国各地老家过年。
时间总是流驶，再后来的人生也和诸位经历过的没有什么区别。发小们都渐渐开始独行，调过来是工人隔了很多年依然是工人的孩子选择了留在村里的普通学校上课，父母有所前进的孩子就被逐渐推出大山的桃源屏障，渐渐走进到了山城浮世绘，读城区学校，结交新朋友，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这里之于整个当时相对落后的重庆市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平行宇宙，只不过大家依然还是败给了时间，桃源还是不得不低头了现实。
尽管如此，我依然还是会每年至少回到这个山里和发小相会，村里烧烤摊依然是那一位热情的阿姨，非法网吧的老板还是那个痞子，就连村里唯一两家好点的餐馆多少年风风雨雨过来都依然是那两位老板在经营。这些阿姨，痞子，老板，都认得我们。打折，开后门，送菜也是毫不吝啬，甚至可以吃饭不带钱，对我们一群没有任何购买力的孩子一直赊着。
我当时没什么反映，现在真实地觉得他们当时一定不是为了和我们打好关系想让我们的父母去吃（毕竟他们都是村里的“垄断龙头“），而是他们看着我们长大，是真的爱我们，我们是村里第一批走出去的孩子。我也可以清晰地回忆起他们看见我们这群孩子从山外归来眸子里的那份由衷。
说到这里我们村更是平添了许多传奇色彩，村又偏又旧，但大家也不穷，村里似乎本该没什么文化，但60，70后几乎都是那个年代的本科生研究生。我们村因为国企改革而越修越好，泊油路早早铺好，楼房和田地交织在一起错落有致，甚至现在还有花园洋房和
别墅，我们还有自己的发电厂，消防队，警察局，大医院，自己的长途客运公司，自己的文艺舞台和游泳池。回想起俨然有一个小县城的规模，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座小山上。
可最近村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国企没落，我们的父母辈很多抑或是已经离开了这里另谋高就，当然，也是带着他们的孩子一去不复返，就像我刚刚说的，这里似乎没有长着任何一个人的根；抑或是已经升职到高位，而需要新的大学生填补岗位时已经没有人看得起我们这个村了，之后招募到的年轻人，渐渐几乎也都是来自于更穷地方的人，同时街上逐渐出现了一些骨瘦如柴穿着劣质英文体恤的初高中青年，他们逐渐占领了这个越来越没落的唯一一所高中。方言也因此重新开始流行了起来，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好事，因为保护方言显然比在南方堂而皇之地说着普通话有用。只是这与我的童年经历不再相符，平添了一些唏嘘。
当时的发小依然每年都尝试着见面，但人数也是越来越稀少。住在我楼下做了一辈子民工的父母的孩子，不小心发展成了混社会和欠账的地痞，这个地痞就不像当年的网吧老板那么人好和这么幸运了，我们大家只好见到他躲着走。而被早早推入真正人间的人，都去向了全国各地，我倒好笑，直接跑向了大洋对岸。
我们的未来谁都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可能见面会一年比一年难，并且我们没有谁会回到生我们养我们的山村里，连一套100多平米才十多万的绝美花园洋房都不会买的。
烧烤摊的阿姨依然在，不过她服务的变成了这些新孩子，不知道她是否能从中找到新的喜欢对象，我们回去她还是那么热情，就是明显的苍老席卷了她的好客之情，多了一些厚重感。我希望她能一直开心经营着那个可以眺望到橄榄绿色的江河和绵延山脉的烧烤摊。
网吧变正规了不再允许小孩儿进了，酒楼开了好几家新的，来吃的父母辈倒是少了，熟人经济不再能做得起来，大家也都默默地开始做起了竞争。这次回去居然还看到了餐馆传单，不知道是该欣喜村子发展了，还是惋惜企业没落了。
小至摊位大至银行的店铺都逐渐回到了重庆话模式，回到了本该属于这座山的人“掌控之中”。是的，现在的经营者，许多人是这座山的“原住民”，而我们当时就像来到这里建国的“欧洲人”，带来了新的语言，新的秩序，新的势力，以至于我的成长过程都几乎没有发现这些有些“低微”的原住民的存在，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来去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