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个孤岛，并且山地占国土面积的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在这里生活的人口接近有两千万。
德川幕府取得政权前的一百年间，日本是处于旷日持久之战‘乱’的时代，称为战国时代，大‘门’在地方战胜了临近地方的大名们之后，最后还要在日本全国竞争日本人称为天下的统治权。战国时代是个华丽的、英雄的与悲剧的时代。因为战争无论哪个时代都是悲惨的，特别是在日本战国时代末期。
尽管日本在世界上是具有独立的悠久历史的国家，但其又是受到巨大的中国文明强烈影响的周边岛国。特别在此时一千年前从中国传来的文字、儒家文化、佛教，这是第一个**。
一两个世纪之前的时期传来的中国宋代的新儒家文化理学，这是第二个**，这些都成为其后的日本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此时像明代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大受日本人欢迎的书籍。
德川幕府最初实现了把日本社会从武的世界转换成文的世界，战国时代以及现在的大名家臣武士都是日本人称为武家统治。但统治不能主要靠武力，而需要来文的，这个政策的基础是老百姓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得到了日本全国民众压倒多数的支持，即便在现在这也很困难，看看阿富汗、伊拉克你就可以马上明白。
为了这变革，德川家康所采取的政策是文教政策，他在幕府成立之前的一六〇〇年，在日本首次推行大量的活字印刷。
德川家康说：世道浇漓，‘骚’‘乱’不绝是由于人伦之道不明。为了究明人伦之道，实行仁政，除了印行书籍以外别无其他方法。
于是，大量印发了诸如《贞观政要》、《群书治要》等中国的英明帝王与名臣良相的行政书籍，这些书籍与儒家的四书一起，被用于武士教育的核心教材。此时日本的知识阶层、天皇、将军及大名、宫廷贵族、僧侣、武士这一阶层都会读写中国文。
同时德川幕府也完成了全国河流的治理工程和开发了农田，在全国范围整治了道路，统一了度量衡，更进一步的是大体统一了法律制度与裁决制度，在全国确立了罪刑判罚原则，特别是对占人口百分之五至七的武士的不法行为实施了极为严厉的法律规定，是17世纪前三十年人口‘激’增的最大原因。
武士的教育是从四至五岁起背诵《论语》开始的，到二十岁前后要学完《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儒家的教导是为了推行仁政，提高人的学问、加深修养、提升道德行伦理，此外，所谓武士阶层本来是无论何时都要准备献出生命以投入战斗的‘精’神，因此武士的严格教育与儒家的道德伦理融合在一起，这造就了日本武士道‘精’神。
此时日本金、银、铜钱三种货币并通流行，遇到高额兑付时关东会使用黄金，而关西更习惯采用白银，促进了日本商业的繁荣与发展。
卞为鸾的决定使得日本又回到了战国时代。
米价的不稳定对于生活在此时的日本人来说，是件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可是，头疼归头疼，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这个世界的人对于粮食的依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日本一年需要消耗将近4000万石，受到产量、战‘乱’、饥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米价经常高涨下跌，商人则乘机将大量囤积的稻米以收购价格的一倍半出售给急需粮食的百姓。
卞为鸾通过实地了解了这个时期各阶层的基本生活状况。
作为古代社会，农民是天下人的主体，九成的人都是农民，一个中等农户，鹿儿岛藩的小康家庭，夫妻子‘女’各一个，一户四人，这是在日本和明朝都是平均人口，共同耕作农田15亩，无法种植粮食作物的地5亩。
年收入是米23石和其它收入可得30两。年度支出是贡租12两，食物9两，生产投入4两，那么，这样总和下来是一年的日常消耗如盐、茶、油、纸、家具、炭薪、衣料、‘交’际等下来不过5两。
这样推算下来，这样的一个中等农户一年下来可节余的与史料所写的即使一、二月也冒着严寒不停地劳作，年终所余全不够医‘药’之费到是相当‘吻’合！
在日本，根据班田制规定，公民从政fu那里领得一块份地，即“口分田”，对他们所分得的土地，公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从萨摩藩留下的资料可以看到，农民当中，少数人富有一些，大多数则相当贫困。据萨摩藩帐载，七成半的农户光靠那一点少得可怜的自家田是无法维持生计的，他们还必须租种大名家臣武士的土地，成为人家的雇工，经济上依附于武家，那些武家现在都到了关东岛津家。
因此，多数农民实际上相当于农奴，卞为鸾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是一些分给这些人足够养活4口的田地来收买人心。
至于木匠、铁匠、织缎匠，那个时期的手工业者的日子过得反而要比中等农民来得辛苦一些，‘吻’合工匠所说的其实农家什么都有的话了。作为仆人，大约每月1两，一年是13两。
下级武士的俸禄约合28石，此外有4人扶持就是这家4人平日用度的米粮，自然由领主支付的，收入可得37两。很明显岁末节余不过比农民多了7两，平时的日子过的好一点，也没有多少可以积累的财富。
士、农、工三者基本就是这个样子，至于最后的商人是很难了解的，除非他自己公开，否则‘奸’猾的他们到底有多少财产的，也只有天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小商小贩与士、农、工的境地是差不多的。
其次是中日土地制度之区别，日本的家庭是严明的家长制，其核心关系，不是夫‘妇’关系，而是父子关系，继承整个家族、接替家长地位、权力和义务的，一般都是长子，因此土地与财产也由长子全部继承。
其次法律明确表示禁止田地永久买卖。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因两极分化而出现百姓数量的减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护领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及年贡征收权不受侵犯。
在中国由于土地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诸子继承制，又可以买卖，所以有百年田地转三家，千年田八百主的说法。
日本全国的土地基本由这个社会等级的最上层－将军和大名占有，那些等级较低的武士不能直接拥有土地，则从将军和大名那里获得来自年贡的俸禄。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并不象日本那样将全国土地全部逐级封赐，土地基本上按丁分配，还可以自由买卖，地主获得土地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力量的大小，而不取决于等级的高低。因此，中国官僚缙绅的等级特权主要表现为在法律和赋役方面享受的特殊待遇，而不表现为按等级占有土地，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
因此对比两国而言，中国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王朝初期帝国的土地制度为小农土地所有制，到了后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
在地租方面，此时明朝地租一般是五成，加上一成的税赋，就是六成，再加上耕作的投入，佃农只能获得很少的收成，日本是租税合计的年供是五成。
在多子多孙的观念方面，日本也远远没有明朝严重，因此，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沉重的地租，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压力，加上政治**和天灾，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每个中国王朝中后期都会有惊人的农民大起义。
如果把这个时代的日本与封建社会之下的西欧和明朝相比较，在文化上日本更像明朝而不是西欧封建王国。
在社会形态方面，日本与西欧封建王国非常相似，而与明朝相距甚远，这一时期日本是那种真正的封建制，而同时期明朝却是官僚制和集权制帝国。
此外，日本盛行长子继承制，这又与西欧相同。从资本主义的逻辑看，长子继承制是有利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本家也可以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利用家族制和家族观念管理和团结分家，进行家族‘性’的甚至规模‘性’的经济活动。
次子、三子等如果不愿或无法依附于长子，就得背井离乡，另谋生计。他们在社会上自由流动，为各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也使人口不至于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同时为社会提供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力。
同长子继承制相比，诸子继承制把已有的财产分散，不利于资本原始积累。诸子继承制就是把一个大家庭或者家族细分为多个家庭，纳税个人就会增加，而继续让长子继承家长的大部分财产，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于是，诸子继承制便顺理成章成为中国的继承制度，诸子继承制度增加了资本积累的难度。
以后的中国由于诸子继承制这一传统的缘故，民间的资本积累很有限，要搞工业化，非走国家资本主义这条路不行，因为她只有依靠国家才能充分、有效率地集中和积累资本，没有国家，光靠家族或个人，就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卷终，推荐一本不错的新书，不‘肥’，可以先收藏着，书名：明末突击，书号：337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