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焕请立生祠。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元勋功翼覆载事，奉圣旨：这本说厂臣心专筹虏，力援危疆，设险设备，屹立金汤，其懋功朕所鉴悉，合谋建祠，舆论允协，着如议行，其祠名曰元功，该部知道。
大规模的立生祠在天启七年之后，有：直隶巡按倪文焕，直隶巡按张素养，宣大总督张檏，直隶巡按倪文焕，顺天巡抚刘诏，直隶巡按梁梦环。
令人不解的是，魏忠贤并不是对所有立祠的申请都批准，而魏忠贤也很给面子的答应了袁崇焕的建祠请求，在全天下的四十座生祠中让袁崇焕占到其中之一，要是不用魏忠贤批准，估计这生祠得有几百座吧。
这时的魏忠贤真是人人顶礼膜拜。人世中所有赞美的词藻毫不吝啬。像尧天舜德、至圣至神等一时充斥宇内，铺天盖地。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接魏忠贤的偶像时，竟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礼，连呼九千岁。自从督饷尚书黄运泰喊出九千岁后，九千岁已是魏忠贤的代名词了。
就在魏忠贤大红大紫之时，其手下却开始闹起了矛盾。内阁大学士冯铨一向媚事魏忠贤，深得赏识，却与崔呈秀不和。崔呈秀想入阁做大学士，便令手下攻击冯铨、以及不肯推选崔呈秀的吏部尚书王绍徽。
冯铨、王绍徽被罢之后，崔呈秀并未能如愿以偿。结果是到天启六年七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三人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了内阁。施凤来没有什么主见，惟以和柔自媚于世。张瑞图则是一味迎合魏忠贤，而且文章书法也不错。生祠中的碑文，多由这位大学士手书，而皇帝诏旨中褒美魏忠贤的华词丽语，也是此公的杰作。李国？的情况较特别，他是魏忠贤的同乡，属特殊照顾之列。
崔呈秀自然是愤愤不平，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其实，冯铨、王绍徽、崔呈秀也不必过于计较，因为失宠的并非只是他们。到天启六年十月，连首辅顾秉谦也被罢免。
天启六年十月，魏忠贤被进封上公爵位，从子魏良卿也被封宁国公。原来，朝廷兴修三殿至此告成。这自然是大功一件，且全仗魏忠贤督察有方。一位太监，竟在短短几年内爵至上公，无以复加，似乎在本朝尚无先例。
到了天启七年五月，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突发奇想，向朝廷建议：要求把魏忠贤供祠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陆万龄是这样陈述理由的：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了东林党。礼宜并尊。”
朝廷认为陆监生讲得很有道理，下令实施，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可以与万世师表的孔圣人在国子监平起平坐，同享供奉。
魏忠贤还代天启皇帝享南郊，祭太庙。这些事本来都是由皇帝亲自做，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劳的。可以说，魏忠贤享受尊荣之高，在中国太监史上无出其右者。爬得越高，摔得越重，魏忠贤很快就会知道高处不胜寒的道理。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在展示大志和抱负都是依附王权的平台上实现的。天启年间由读书人发起的为一宦官太监修生祠的运动，让读书人颜面扫地，这是中国读书人耻辱的记录！
但愿这种纪录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的自觉应当彻底抛弃这样一种媚态的文化样式，因为，恐怕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天生就有一些糟粕。
东林党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东林党人对三案做出的结论，也必将推倒重来。天启五年之后，魏党的官员开始重新定义三案，掀起了一股翻案风。
天启五年二月，御史杨维垣首先上疏为梃击案翻案，他认为张差是真的疯癫，攻击王之寀在此案中不但无功，而且有罪，认为他的脑袋都不足以赎回他的罪过。时任刑部‘侍’郎的王之寀应疏落马，被革职为民。
四月八日，给事中霍维华上疏：对于梃击案，霍维华认为万历虽然在册立太子这个问题上有些迟缓，但是对泰昌始终关爱，如果想废太子的话，可以在深宫中采用多种密秘手段，用不着使用疯癫的张差。
对于红丸案，霍维华认为孙慎行借题发挥，编造泰昌被毒死，诬告方从哲弑逆，实属罪大恶极。
对于移宫案，霍维华认为移宫本不难，而王安和杨涟等人故意把这件事搞得很难，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加重李选‘侍’的过错，以放大自己拥戴皇帝的功劳。
天启看了霍维华的奏疏，给予四个字的评价：一字不差。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天启六年正月，天启颁旨命史臣编辑《三朝要典》，对三案进行翻案。六月分正式完成定稿，全书共二十四卷，首辅顾秉谦代天启皇帝撰写了序言，以表明此书为皇上钦定。
《三朝要典》对三案的盖棺定论为：关于梃击案，定‘性’为王之寀开衅骨‘肉’，为诬皇祖，负先帝。
关于红丸案，定‘性’为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终，更附不讨贼之论，轻诋皇上不得正其始，为罔上不道。
关于移宫案，定‘性’为杨涟内结王安，故重选‘侍’之罪，以张翊戴之功。
《三朝要典》颁布以后，又对《光宗实录》进行修改，凡是关于三案的内容，都按照《三朝要典》的结论进行改正。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三案当事人的命运也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天启五年四月，因进献红丸被发配充军的李可灼免戍。天启七年正月，掌管御‘药’的太监崔文昇被任命提督漕运、河道。
王之寀被革职后，又被人弹劾下狱，于天启七年四月死于狱中。孙慎行也被人弹劾，被判到宁夏充军，不过他命还算好，还没来得及出发，就赶上天启死去，崇祯上台，他因此得以赦免，逃过一劫。
至此，关于三案的问题似乎可以划上句号了，但事情并非如此，用不了多久，一切都将天翻地覆。
天启七年年八月，天启皇帝在客氏、魏忠贤的陪同下到宫中西苑乘船游玩时，在桥北浅水处大船上饮酒。然后，又与王体干、魏忠贤及两名亲信小太监去深水处泛小舟‘荡’漾，却被一阵狂风刮翻了小船，不小心跌入水中，差点被淹死。
虽被人救起，经过这次惊吓，却落下了病根，多方医治无效，身体每况愈下。八月十一日，他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便召弟弟朱由检入卧室，说：来，吾弟当为尧舜。
命朱由检继位，次日，召见内阁大臣黄立极，说：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
临终之前，这位皇帝还在乾清宫召见阁部科道诸臣时，诚心诚意地说：“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当时黄立极回答说：“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
这样的回答，足以让天启皇帝放心而去了。八月二十三日，天启皇帝驾崩于乾清宫，终其一生。在他死后，大臣们给了他一个太不好听的谥号熹宗。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申时，天启皇帝驾崩。依其遗诏，皇五弟信王朱由检，于八月二十四日午时在皇极殿正式登基，改元崇祯。
像这样兄终弟及式的皇位继承，在本朝已有过两次先例，崇祯皇帝即位时才是一个18虚岁的少年。
八月二十三日，魏忠贤宣布了皇后懿旨，将天启皇帝的死讯布告天下。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英国公张惟贤等纷纷具笺往信王府劝进。原在信王府做过事的太监徐文元，则向巍忠贤自请去信王府迎接信王入宫。
这时的信王，大概是悲喜忧惧齐上心头。皇兄英年早逝，作为兄弟至亲的信王，自然是悲痛；皇兄之死，竟把他推向了皇帝的宝座，心中自有欣喜之感；魏忠贤当时是势倾朝野，内宫外廷，都由他控制。
朝廷上下对信王的继位意见已经一致，遗诏也已公布。遗诏称：皇五弟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命诏伦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亲贤纳规，讲学勤政，宽恤民生，严修边备，勿过毁伤。内外文武诸臣，协心辅佐，恪守典则，保皇固本。”
八月二十三日，公、侯、伯、驸马、文武百官及军民耆老等呈劝进表文。
依例，劝进表文要先后进呈三次。前两次总是要被退回，直到第三次新皇帝才会勉强同意。信王对这套繁文缛节，自然熟知，绝不会出错。
第一次劝进表文呈上后，信王回答：你们的为国之心我很明白，但现在皇兄新逝，我悲痛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来听你们谈那些继统接位的事。
大臣们当然也知道这是信王按照常例做出的客套，于是便再次呈上劝进表文，内容依旧，不过是多了几句劝信王要以国为重、节哀即位之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