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同有孙学诗，孙学诗还直接上疏朝廷为徐光启打抱不平，称徐光启担任词臣已十六年之久，竟无缘进入九卿之列，也对炮和守城提出一些看法，此二人是徐光启安排的，只是以‘私’人身份前往澳‘门’。
这些人比较神通广大，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教徒，竟然买的四‘门’红夷大炮，准备北运给徐光启练兵使用。
为何我们有钱又无法购买红夷大炮，因为澳‘门’的火炮厂还在建立初期，荷兰红‘毛’鬼和英格兰对澳‘门’的威胁日益迫近。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一艘英格兰战舰前往日本时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风暴，被吹到广东沿海触礁，在肇庆府海岸，时间为五月十几日上下，全部船员和炮手均获救，他们向当地居民购得小船，其中三十人被佛朗机人劫往澳‘门’。
目前两广总督许弘纲指派肇庆府推官兼阳江县县令邓士亮负责此事。建议将军上疏朝廷请求从这两件事中获取一些红夷大炮，根据从澳‘门’佛朗机人了解到，英格兰战舰有红夷大炮四十余‘门’，主要有四‘门’十八磅铁弹红夷大炮，称大蛇铳重四千七百磅约三千五百斤，二十五‘门’十二磅铁弹红夷大炮，称半蛇铳重三千六百磅约两千七百斤，十四‘门’八磅铁弹红夷大炮，称鹰集铳重一千三百斤至两千三百斤，四磅铁弹红夷大炮称米深铳，可有可无，重一千三百斤。
最后是南方福建广东等一带海盗横行，广东米价甚为便宜，只有辽东的四分之一，比江南还要便宜，海运有利可图，但是海运不畅，想通过海运北上辽东，不太容易。
大明南方的主要水师力量为水师提督俞咨皐统领之福建、浙江水师，买办武商漳州帮的许心素与大明及海盗都有一定联系，两方面比较吃得开。
比较著名的有日本平户华侨的首领李旦，还有红‘毛’鬼也曾在福建和澳‘门’一带劫掠商船。
卞为鸾决定上疏朝廷，措辞严厉的弹劾两广总督许弘纲和广东巡抚，指责他们扰‘乱’辽事，阻挠盖辽军办事，望朝廷严厉下令广东方面配合盖辽军，给西洋人员放行，因为他们也是在为大明效力，没有不放行的道理。
请求朝廷让盖辽军负责打捞英格兰战舰上的火炮，让其能火速运往抚顺，有了这些火炮，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建奴赶出界藩城和萨尔浒城。
请求朝廷对东南海盗实行招安，这样广东的粮食火炮等物资就可以海运支援大明北方地区。实在不行就让水师提督俞咨皐统领之福建、浙江水师剿灭海盗，至少也要做到保证沿海海运的安全和畅通。
对于谢富坤，卞为鸾写信给他，命其继续完成以前定的各项事情，并且盖辽军方面将派遣三十人南下，携带白银十五万两，这批人去后，将打捞的火炮，招募新兵一千人，招募的人才和购买的书籍机器等一并送往辽东。
打捞的火炮的具体办法是船先装满沙子，用铁链系处火炮，将沙子倒入海中，利用浮力将火炮拉上船。
这批去的人一般还没有成家立业的，返回辽东的，有家庭子‘女’的要优先。
其次派人以盖辽军的名义联系许心素和李旦，希望二人能在这些事情能帮的上忙，与盖辽军开展贸易合作。
只要谢富坤能提前把上述事情办完，也一样可以提前回辽东，走之前要制定负责人。只要到期，不管事情有没有做完，也要返回辽东。
最后把他走之后的辽东战事发展和盖辽军的情况一并写在信中。
在这之前后左右上下，卞为鸾主要事情就是忙着搞钱，银子不多了，用什么办法呢？
想是想到了一些，首先是贸易方面的，远洋贸易利润颇高，至少比从南方运到辽东的粮食生意利润要高，不是年年都那么好赚的，要想到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一带的想法已经破灭，既要安全又要有利可图的，只剩下日本和朝鲜。还是先找个做日本朝鲜的辽东商人了解再说。嗯，到辽阳沈阳和辽南一带去了解了解，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合作的。
开银司也是一个办法，把大伙的钱都存到我的银司来，是个很好的办法，现在存钱不用付利息，反而要收利息的，我的就不收，给个百分之一的利息，然后贷款给盖辽军，十分之一的利息，不是赚大了。只是要控制好存钱的规模，既要能满足贷款的需求，又要能满足自己做生意的需要，这要控制好风险，不能血本无归。
银司是个好东西，以后军队的钱可以存在哪里，军饷也可以通过银司发放，收支两条线都经过银司，贪污可以减少到最小，又减轻财务官的工作负担，一举三得。
炼铁也是一个方面，只要直接炼熟铁实验成功，就可以大量生产，以这样的成本而言，试问大明谁能竞争的过我？
去浙江南直隶一带要钱又是一个方面，只是这个打着野战军或者浙军的旗号更好，还有即使搞到了大把的钱这也是盖辽军的钱，不是自家的钱。
只要西洋鬼到了，就可以开展大明没有而西洋有的行业，肯定也是赚钱的，再从他们口中了解那些是大明有的而西洋世界没有的，或者价差很大的，通过这些人的关系‘门’路，又可以大赚一笔。
只是自己钱实在太少了，只剩下四十万两和五千两黄金，实在太少啦，一千万两加一百万两黄金差不多够用。
借钱，向富豪们借钱，李家也可以借的不少，找人合伙做生意做实业也可以，向自己开的银司贷款也是不错的主意。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驾崩，十月躺进了三十余年前就造好的定陵。
死讯传出，天下缟素，举国尽哀，大明的臣民们个个都显出悲痛‘欲’绝的样子。然而，许多人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因为他们寄厚望于新皇帝能给大明王朝带来新气象，甚至是摆脱危机，最好能扭转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