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大臣们理所当然的借万历皇帝这个死人之口，用遗诏的形式，来对万历时期弊政作一些补救。在万历皇帝驾崩后的短短三天内就两次动用内库二百万两白银急充边饷，约占大明超级富豪万历此位兄台的白银储备的七分之二。而事实上，作为一‘毛’不拔的超级铁公‘鸡’，万历皇帝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大方的，不过到这种时候，人走茶凉，也由不得他做主啦。
万历皇帝死后第十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们的安排下，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后，这是儒家必要的礼仪，必须三次推辞，否则肯定会出师未捷身先死，给天下舆论活活骂死，要三次推辞说自己不能担此重任，另选一流武林高手中的高手吧，说不定三十九岁的朱常洛内心早就迫不及待想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啦，好好享受美好的人生，终于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继位，年号泰昌。
泰昌皇帝的正式继位令大明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皇帝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在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继位，既然贵为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继位呢？这就关系到明朝赫赫有名的国本之争，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低贱，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万历九年的某一天，皇帝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慈圣皇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万历洗手，皇帝一时兴起，说不定是男人的本‘色’本‘性’本能一涌到了大脑，占据了神经系统，导致无法控制自我，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
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认为可能是假太监导致的，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在人证物证的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才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万历皇帝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足以证明很是不喜欢自己认为一失足成千古恨搞出来的儿子。
搞大别人的肚子还想着死不承认，可见对于自己的这位儿子及其母亲，万历皇帝其实没有什么感情亲情热情可言的，可见万历也不是男人，敢做而不敢当。
万历皇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平心而论，郑贵妃和朱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朱常洛强太多了，万历皇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父亲不准痛爱哪一个儿子，只有在独生子‘女’时代才没得选择，但作为明朝后期的皇帝却是不行的。
因为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皇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
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朱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基础——祖宗之法，也称祖制。因此，保证朱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大明朝的立国之本，绝对是丝毫不能让步的。
万历十四年，郑氏生子同年，内阁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帝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这加深大臣们的内心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上疏请求册立太子。
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皇帝愤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
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但自万历皇帝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
此后大臣们并不相信君无戏言，或者认为这是扬名立万的绝佳机会，那个年代，受到皇帝的处罚不是什么耻辱而是荣耀天下的事，走过路过就千万不要错过，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集体上疏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皇帝施加压力，无奈的皇帝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
到万历十九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然而被皇帝以不准奏扰为由罚俸禄三个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万历皇帝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私’自像自己的学生皇帝表明辩白，此两面三刀的厚黑做法曝光后，申时行在天下舆论中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万历皇帝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内阁首辅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
王锡爵既怕得罪万历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自然成为太子的唯一合法人选。
然而万历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大明朝野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皇长子朱常洛还需要补办一些手续，等于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该杀千刀砍万刀，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万历也迫于舆论收回了前命。
此立储之大事，前后纷争达十五年之久，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八辈子也扯不上关系的，也往国本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得上至皇帝下到九品官员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
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皇帝才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
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朱常洵仍留在宫中，没有去洛阳就藩，而太子朱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皇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进行伟大的斗争，‘逼’福王朱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至冲突再起。
文官们这种咄咄‘逼’人的做法，万历皇帝是否有立朱常洵而废朱常洛之意，不得而知，但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
因为按照大明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也许连一次回北京的机会也没有，就是说这是最后一面，下半辈子有儿子等于没有，这实际上就是生离也是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位正常人来说也难以接受，何况是一位母亲？
万历皇帝自然不想让心爱的郑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等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得人恼的儿子时刻在身边，得人痛的儿子以后永别了，是人的话也会恨。
因此，万历皇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否则也不会称为国之根本，一旦处理不当，内战乃至天下大‘乱’并非是不可能，像万历皇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的，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皇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而是有千年万古不变的真理支持的。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理论上是做出不英明的事。
因此，千年万古以来，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毛’病！但当时的男人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自古红颜多祸水吗。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就不会惹是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