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选出的新的辽东经略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如果连军事理论的知识也没有，仗就会一打就输。
如果是对辽东局势和敌我双方的情况都不了解，问题也很严重，作为辽东经略应该首先作出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辽东局势和敌我双方的情况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而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这是辽东经略的第一要务。
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军事统帅，而辽东经略最主要的就是统帅军队作战，只有依靠坚强的意志和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住懦弱和贪图安逸的倾向。
如果新的辽东经略的胆量不是建立在其有正确的军事理论、对辽东局势和敌我双方的情况正确的认识基础上，就会带领辽东军队走向地狱，连带的还有三百万辽东百姓。
而大明对最后一种情况十分的宽容，只要辽东经略有胆量，即使是带领辽东军队和三百万辽东百姓走向地狱，只要辽东经略杀身成仁，朝廷和人民就会宽恕他，因为朝廷需要对任命不合格的辽东经略负全责，人民一般不会严责杀身成仁的人，朝廷和人民实际上不是在帮助辽东，而是在帮助建奴。因此，一旦朝廷举荐新任辽东经略有这种那种情况出现，必须严厉追究举荐文官和任命文官的责任，即使是最后一种情况也不例外，因为此关系到三百万辽东军民的‘性’命。
因此，臣恳请慎重重新考虑熊廷弼的去职问题，臣建议熊廷弼重新担任辽东经略。
臣可以附上最近从澳‘门’收到的一封关于佛朗机人眼中的大明军队的信，恳请朝廷诸位文官看看大明以外的将军是怎样看待大明的军队。
在今天，中国表现武力的地方，仅在于大量的人数。
如果我们谈谈守卫边疆的守兵，那无疑地可以发现他们的勇气和士气。他们有时英勇抗击鞑靼人，而在一五九五年，日本人通过朝鲜国境，未遇抵抗，企图进入中国，进行征服，中国英勇抗击三四倍的日军，日本人损失惨重，不得不卷甲而去，一无所得返回本国；同样，舰队的士兵也打过些仗，取得胜利。
但如我们谈到驻在国内城镇的士兵，他们就缺乏士气和勇气了。他们一直准备奉皇帝之命出征，一有情况就离家去打仗。他们还必须在‘春’季三个月和秋季三个月集合受训和‘操’练，在大城市每天都要进行，而在村镇，全体每天都须到场。
他们组织军队的方式如下。所有的军队，不管是步兵还是骑兵，都编成队，如有缺员，有人补充，而在所用的队伍相等级，他们几乎一直不变，那就是很少提升。我说几乎一直不变。
至于当尉官、校官和将官测要通过考试。其中授与两个等级，(为更明白起见)我们可称之为武硕士和武博士。毕业生当年任尉官的职务，这样逐步上升，直到可以担任将官，尽管没有战争。那些仅取得第一等的，则在战时担任低级的一般职位，但他们总是作某种指挥。
至于武器，中国官员找葡萄牙人在澳‘门’制造许多火器，滑膛枪开始进入军队.不过他们使用的一般武器是弓箭、矛和弯刀。
至于防护武器，他们使用圆扣带、盔或盾，以及一些三指宽的铁片，重叠起起，用作前后‘胸’甲，但它们没有甚么作用，只能抵御弓矢。
总之他们的武器和兵士在今天已无意义。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自从国家有战争以来，他们已安逸舒适地生活了许多年。
其次是，他们重文轻武，以致一个小小文官也敢和—员高级武将抗争，毫不看重他。
第三是他们用考试选择武官，如我们以上所述，他们都是生手，不懂战争。
第四是，因为一切军人，要么天生勇气，要么以领导他们的贵人为榜样，‘激’发斗志，要么受他们将官的教育，为纪律所鼓舞，但中国的兵士缺乏所有这些条件。总的说他们没有甚么士气，毫无英勇气慨，教育极差，因为他们可以为细故鞭挞一名士兵，好像他是上学的孩子。
第五，因为在他们军中，在尉官和将军之上，有一位一直身穿长袍的文官，这个人始终留在主军内，常常离战场有一天的旅程，在很远处发号施令，在有危险情况时他已作好逃跑准备。
第六是，兵部(他们有两个，一在南京朝廷，另一在北京朝廷，各有一位主管，两个副手、八个或九个部员)里没有一个军人或将官，或者任何见过战争的人，而全国的军事仍由他们，特别是北京的兵部指挥。
中国人在每年‘春’三月和秋三月进行的军事训练方法，那不能没有一些收获，他们练习用箭‘射’靶子，而且也‘射’得准，但他们的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可笑的。
因为他们把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是中国人，另一队装扮成敌人(有如我们在葡萄牙，孩子把自己分成摩尔人和基督徒)，可说是相互分开处于战争状态，然后他们派出探子，把情报送给坐在不远处丝制华盖即帐篷下的文官，向他们报告说他们自己在何处，敌人又在何处，于是中国人派出军队去打敌人，他们彼此用刀矛‘交’锋，正像舞台上的演出，他们‘操’练的就是这样，或者略有增添。
总之他们的武器和士兵在今天已无意义。
这是一位西洋将军对大明边军和内军，文武关系，指挥体系的一些看法，臣认为或许有所贬低，但也差不太远，即使是边军，臣也认为只有几支军队可以称得上是‘精’锐，可与建奴野战，其他充其量只能守城，内地的军队，情况则更加糟糕。
此奏章上去以后，转发全国各地后，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引来了数百名文官的弹劾，结果是卞为鸾把自己的银令箭也丢了，以后的上疏，通政司文官可拦下不报朝廷内阁，朝廷内阁如认为有必要的话，也没有必要让皇帝看到卞为鸾的奏章，监军战国明也被召回京师。
东林党是万历后期党争的主角，在万历五年，这是张居正实际掌权的时代，后来成为东林党魁的官员邹元标，就上疏攻击张居正，说他不丁父忧，名为夺情，实则贪位，结果被廷杖，而屁股差点被打烂。
张居正时代之后，又有一批年轻官员，像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等，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朝政，并小成气候。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中，顾宪成等人‘操’纵吏部，罢免了一大批与内阁大学士关系密切的官员，‘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同年，为万历皇帝并封三个儿子为王的事情，任吏部文选郎中的顾宪成上疏万历皇帝，认为这是皇上对屡屡请求立太子的臣下的侮辱，万历皇帝愤怒，但愤怒的原因却是，此人太过于嚣张，推己及人，顾宪成在万历二十二年下台。
顾宪成初入朝廷时，正值张居正改革。顾宪成在当时和后来都对张居正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也正如顾宪成自己给党争下的定义一样：往往‘激’于意气而口无遮拦，他对张居正的批评就是如此。
张居正想这样，顾宪成偏要那样；张居正那样，顾宪成偏要这样，总之，和其他当时的言官们一样，张居正反对的，顾宪成支持，张居正支持的，顾宪成坚决反对，直到张居正死后也是一直大骂张居正的新政是误国殃民。
张居正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因为改革损害了缙绅的利益，所以，想要改革就必须要清除这些阻力，在张居正时代，被清除的中下级官员多如牛‘毛’，但顾宪成成为没有被清除的幸运者，而这大概也就是后来顾宪成在无锡一讲学，就有许多人捧场的原因。
顾宪成他虽然不赞成张居正的改革，但他也绝对不赞成内阁碌碌无为，他频繁地发表议论，表示出了对内阁的强烈不满，因为他是道德派的总代表，实际上就是主张用道德来解决一切实际问题，除了吃喝拉撒以外，有时连皇帝的吃喝拉撒也要管，当然皇帝的睡觉更要管，一是觉不能睡的太多，二是每天不能跟不同的人睡觉，当然更不能跟男人睡觉。
在国本之争上，文官集团没有根本分歧，都主张册立太子，但的内阁不想过分催‘逼’万历皇帝，认为多言为无事生非，要长远一点来看问题，而顾宪成等道德派人士却不这样想，必须要求万历皇帝马上立太子。
顾宪成开始在无锡讲学，同时还经常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一般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