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坤继续介绍说：“然而，打仗是双方的武力冲突，胜负不能只从一方面找原因，敌人的种种有利因素也是促成我军战败的原因，建奴方面主要归咎于天命，
按照后金编纂法典的额尔德尼的解释，明朝发动这场战争是违背天意的，所以他们四路的二十七万大军三天之内被全歼。他说：大明的万历帝，自戊午年（1618年）二月开始聚集军兵，整备器械。己未年（1619年）二月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四路出师，要想攻破诸申国（后金）英明汗所居住的大城（赫图阿拉），灭亡我国。
不顾天意，自恃国大兵众将多，逆天而行。陷害诚正，恃强作恶，正是违背天意。如不是大明万历帝做的坏事太多，此二十七万大军，何以三日之内被全歼！这就是天谴之故。因诸申国的英明汗多是公正善良，故能三天之间连续驰逐，马不疲惫，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此即谓之天助。与明兵及朝鲜兵二十七万相攻战，杀彼二十余万，而诸申英明汗之兵死亡不足二百。”
“奴尔哈赤亦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声言四十七万，分四路来战，各国闻之，若为我分兵破敌，必谓吾兵众，若为我往来剿杀，必为我兵强。究言之，闻于四方，无有不称善者也。这一番表白，奴尔哈赤也强调得天之助，对于战果，奴尔哈赤也是感到相当意外。”
一时众人纷纷发言，将上天和道德从后金方面夺回大明这一边，他们的讲话令卞为鸾十分不解，感觉这些话是纯粹‘浪’费口水和力气的，八卦军人再次昨日重现。一时‘插’不上什么话，最后总结道：“后金的获胜不是天助，在没有多大把握的情况下而奋起应战的，获得巨大胜利是后金主观的努力结果。后金采取了一个集中优势兵力的决策，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结果我军的数量优势立刻消失了，我军各路进军所差的时间被敌人牢牢的抓住了，又为后金军战胜一路，然后再战胜另一路赢得了机会。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后金士兵的尚武‘精’神，每一次‘交’锋时，我军总是分兵结营放枪炮，而后金军就是敢冒着枪炮往上冲，一直顽强地把他们的阵营冲破，直至取得胜利。我从伤亡对比中推断我军的火器运用是有很大问题的，不然，建奴也会损失惨重，战果证明了这一点。”
谢富坤接着介绍了朝鲜人的看法：“朝鲜人尊大明为天朝，称我军为天兵。但除此表面尊敬外，他们对朝鲜国王的奏疏实际对此却轻蔑鄙视。疏中指出我军大量缺员，兵器不堪使用。姜弘立奏云：明人轻重器械全无，纯赖我**实。随军的文官则称道路泥泞，朝鲜步兵无法跟随明军骑兵行动，而且在国境之外作战，粮草仍须本国供应，不时运输不及，将士饥饿。高级将领则称明军抢掠当地居民，争割敌尸首级请赏，因之行动迟缓。
朝鲜文疏称联军会战时分作三部。前卫为明军，由刘綎亲自指挥；中层主力为我军与朝鲜的联合部队，内有鸟铳手3000人；后卫则为朝鲜步兵，由元帅姜弘立控制。最后姜与其部下4000人降。朝鲜人和‘女’真人都说大风突起火器失效。
朝鲜人对刘綎之殒身另有说法：他见局势已无可如何，乃与部下将领数人点燃火‘药’自爆焚死。朝鲜文疏提及投降时，当时元帅姜弘立竭力反对，及见事实无可挽回即准备自尽，只因长刀短刃同被爱侄与忠仆夺去，无法进一步进忠报国。”
卞为鸾怕大家有扯及天道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一大堆理由和标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我先说几句，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象对待自己国家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在其他国家有事时，它也只能派出一支数量较小的援军；假如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自己已尽到了援助的责任，于是就会尽可能地寻找各种理由以利于脱身。这是可以理解的惯例，大明虽然与朝鲜是宗主国与藩国的关系，但并不因此就一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朝鲜援军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遵照本国的意志行事，而本国的意志总是和其不彻底的意图是一致的。
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就会对朝鲜人的话理解的很透彻。从朝鲜人的话推断，其症结在于，朝鲜君臣对我们无信心，只因奉大明为正朔，且20多年前日本侵犯又赖杨镐、刘綎等人渡过了难关，所以勉强从事，实际上却不会尽力而为。
传言刘綎行军迟缓坐失战机乃是朝鲜军拖延的原因，朝鲜人就将‘交’战日期提前，可以避免这种不利的指责。天兵的主将战死，朝鲜人见死不救，太可耻，朝鲜人则称刘綎自尽，至少可以少了自己的负罪感，说不定可以满天过海。分兵应是事实，我所听到的战事以来，我军不分兵才是奇怪的现象，西北两路军都是这么干的，大风突起火器失效就要看风有多大。朝鲜军4000人降，这是极为不可信的说法，朝鲜人没有必要死战到底，投降的数目应该远远超过了四千。
建奴的资料亦不可信。萨尔浒整个战役双方双方兵力超过了16万人，又鏖战南北三百里，苦斗七日，而建奴战死者不及二百人。其夸张程度大大超过了常人的判断，高估我军兵力，不但能以寡敌众，还能包围我军，胜利自然令人更为震惊，可以极大的打击我军士气甚至是辽东乃至全国的。
比较三方的战后说法，只要明白其中的原因，就可以更加了解整个会战。或许可以断定我方资料比起他们两方还要不可信，因为这些都是辽东文官所写，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原因也很简单，其要上供皇帝御览，下避言官御史纠弹，很难能存真去伪，为了自己的官帽，不惜制假造假，然后贩卖给朝廷，最后贩卖给了史书。
战败之后，逃归的官兵，也有自己的利益，相信无人愿意承认自己先逃，只会说自己是最后一个逃跑的，除了马林之外，亦不能综览整个战局的概况。而没有利害关系的文官说的话就很可信了，这些总结都是从各自的实际利益出发的。”
众人听过之后，都在仔细回味着卞为鸾的一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