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少根强调了戚继光‘阴’暗的一面：“直白的说，戚继光是英勇的军人但不是廉洁的将领。戚继光无论到了那里，首先是拉关系，找山头，求收藏，要推荐，‘操’守跟俞大猷相比，一个地上，一个天上。有一年除夕，戚继光府中竟缺乏柴薪，可是百里之外的京师名菜却快马传到桌子上可以开吃了。
带兵时**于神鬼‘迷’信，歃血为盟，对天起誓，誓言有使全家立死，男盗‘女’娼，十代不止，‘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其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之深，这令文官感到别扭和哭笑不得。在誓言中有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夤缘，然而戚继光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让他的兄弟给张家的礼物，贵重到张居正只敢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
戚继光被参劾，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在蓟镇的账薄已不知去向，钱到哪里去了呢？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是卓越的将领，极端果毅的军人，也是一位无以伦比的‘操’练专家。同时，戚继光相当‘精’通政治间的奥妙，戚继光的天才和成功在于他的现实做法。”
卞为鸾最后下断论：“我们来看看武将的经历，最伟大的将军戚继光，他的谢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
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我本人认为他和戚继光一样伟大，然而过于理想，不符社会现实，因此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
另外几大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遭革职，汤克宽被拘，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战死在塞外，为国献身，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他们都是戚继光和俞大猷的部下大将。
惟一的例外则是东路军主将刘綎的父亲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半点事也没有，这并不是上天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旷日持久的征剿不服管教的西南少数民族的重任，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取代他，否则，依他的个‘性’，革职也是家常便饭。后来皇帝为什么会选择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可能也是现实形势的需要，辽东战事频发而蓟镇安然无事。
结合辽东的局势和社会现实，没有后台的刘綎境遇最差，现在既然皇帝自动送上‘门’了，我们就不会像寡*‘妇’睡觉，上边没人。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争论找后台的问题了，否则就像和老婆睡觉，自己人老搞自己人，我们需要搞好团结。现在担心的问题是辽东经略和辽东政策变化太快，就像妓＊‘女’睡觉，上边老换人。我想我说的已经够坦白的了，暂时来说，没有必要找什么后台，我们也许可以像刘显那样。”
谢富坤指出了一点异议：“俞大猷算是一代名将，治兵有方，率领的俞家军也小有名气，但没有戚继光的练兵、鸳鸯阵和韬略，我只能说倭‘乱’还会延续数年。”
寥寥几句话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赞同，尤其是戚继光的大粉丝汴孔嘉。
卞为鸾考虑了一下才说：“戚继光是取得现实成就最大的将军，这个我也很认同。但是如果我能任命一位剿灭倭寇的统帅，我会任命俞大猷而不是戚继光，反而会更快的消灭倭患，只是这不符合社会现实，让海军将领节制陆军，从未有过这种举动。
让战略战术全面改革的建议，只有名将俞大猷提出过。因为倭寇的特长是陆战，水战反而低劣。俞大猷的战略主张是，以战舰和火炮毁灭倭寇于海面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他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铣，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
诸位也许认为倭寇不是海寇吗？怎么可能特长是陆战，水战反而低劣呢？但是我想十几年如一日与倭寇作战的俞大猷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早就该回家睡觉去了。
朝廷有这种能力、财力和技术，这是倭寇所无法比拟的，只要下定决心，倭患造成的损失也不会如此之大，时间如此长久。
但纵使俞大猷的名望和战功都十分卓著，这些最佳的建议却像他的其他建议一样始终也没有被采纳。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要求兵‘精’甲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
用戚继光负责陆地防备，俞大猷的海上指挥，做到这一点想必几年就可以全面压倒倭寇，百姓就不会遭受到如此之大的损失，同时大明也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称霸东方海洋世界。
然而俞大猷要求亲自率领战舰数百艘，兵力数万人，如果一旦成为事实，现有指挥、财政和后勤体系必须改变，而且必须要求社会组织适应新的战略战术。结果是要不是新的战略战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要不会是懒慢和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战略战术。
而且‘精’兵利甲强将，对朝廷和文官来说，未必就是福祉。再则作战的目的是消灭国际贸易，这不合历史的大趋势，怎么能消灭大家发财的机会呢？相反，应该开海禁，双管齐下，大明财政也会得到改善，因为倭寇也是有很大的商人成份的。仅仅依靠军事来解决问题，远远不如用军事作战加政治手段再加利益的‘诱’‘惑’威力大。”
众人虽然很想反驳，但一时没有组织好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