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说回来，像李选‘侍’这样的‘女’‘性’，年纪轻轻，毫无经验，满朝大臣都明着欺负她，她除胡搅蛮缠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天启皇帝终于正式登基了。为了年号问题，也曾有过一番争执。泰昌皇帝即位时，曾议定第二年启用泰昌新年号，没想到泰昌皇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新天子天启皇帝即位，按理明年就应启用天启年号，但这样一来，泰昌年号实际上就没有位置。无奈之下，朝臣们想了一个变通之法，即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最后四个月算是泰昌元年，到第二年启用天启年号。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天启即位之时，朝廷局面还算过得去。虽然内阁首辅仍是方从哲，但当时被称作是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以及不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在朝廷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东林党人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机会，树立绝对优势，反而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大做文章，闹得沸沸扬扬，到后来连自己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左光斗等人仍抓住李选‘侍’的问题不放。李选‘侍’移宫时，手下人大概顺手牵羊，从乾清宫中盗走一些宝物，被发觉后‘交’法司严办。一时宫中人人自危，谣言四起，说李选‘侍’被‘逼’得要上吊，皇八妹(李选‘侍’之‘女’)要跳井云云。
御史贾继‘春’很是看不过去，便上书内阁，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他说：新天子刚刚即位，不应‘诱’导他违忤先帝之意，‘逼’迫庶母(指李选‘侍’)。先帝尸骨未寒，而其妻‘女’却已不保。
因事及移宫，左光斗、杨涟坐不住了，立即纷纷上书，论争由此再起。天启皇帝回想起李选‘侍’凌辱其生母、要挟先帝册封皇后，以及妄想垂帘听政诸状，不禁火冒三丈，当众历数其恶，并严责贾继‘春’，闹得朝廷一时沸沸扬扬，不得安宁。
作为首辅，方从哲的做法就跟左光斗、杨涟不太一样。在他看来，处理这类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杨涟、左光斗那种‘逼’李选‘侍’移宫的做法，后来更是反对天启皇帝公布李选‘侍’的罪状，从其位置来看，方从哲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东林党人绝不会同意！他们认为，方从哲的做法，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是贪恋权位！因此，在移宫之事平息后不久，他们又抓住泰昌皇帝的死因，大做文章，重提红丸案，把矛头直指方从哲。
所谓红丸案，就是要追究泰昌皇帝猝死的治疗责任。泰昌皇帝从起病到驾崩，时间很短，而且在去世前曾服用了两粒红丸，导致病情迅速恶化，所以东林党人纷纷指责这是误诊误服，要追究所谓的医疗事故责任。
其实，泰昌皇帝服用红丸的经过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且也是泰昌皇帝自己点名要服的。
八月初十那天，泰昌皇帝已感不适，召御医诊治。到十四日，内‘侍’崔文升进泻‘药’去火，泰昌皇帝服用后，一昼夜泻了三四十次，病情恶化。京师一时纷纷传言，说这是郑贵妃指使的，是想谋害泰昌皇帝。于是给事中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逼’郑贵妃移宫，使其不能‘插’手治疗，并要求首辅方从哲查办崔文升，督察御医慎重下‘药’等等。首辅方从哲也都一一照办了。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鸿胪寺丞李可灼本无医术，但不知从何处找到一个偏方，说可以医治皇帝龙体。第一次进‘药’时，被首辅方从哲拒绝。但李可灼仍通过宦官把这件事告诉了泰昌皇帝。泰昌皇帝在临终前一天的晚上召见大臣时，就问首辅方从哲：鸿胪寺进‘药’者安在？
方从哲当然不敢说泰昌皇帝是病急‘乱’投医，只能说鸿胪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但臣等不信，没让他进‘药’。泰昌皇帝坚持要李氏进‘药’，大臣们不放心，商议再三，决定让两人先试服，结果是一人益一人损，没有把握。正在犹豫之际，泰昌皇帝坚持服下了第一粒红丸。服下以后，泰昌皇帝感觉良好，并连赞李可灼是忠臣。但第二粒服下后，病情逆转，到第二天清晨就归天了。
从治疗过程来看，以方从哲为首的大臣们还是十分谨慎的。至少方从哲本人是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给人抓到的。
给皇帝治病，历来是件棘手的事。按理说，皇帝是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本应万寿无疆，而不会像凡夫俗子那样食五谷、生百病的。但事实上，即使是皇帝本人，也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皇帝也一样会生老病死。但皇帝生病，毕竟与凡人不一样。首先是生了病不能讲，至少是不能随便讲，甚至是明知有病却还要故意讲些万寿无疆之类的谎话，遮人耳目，以免动摇人心。其次是没人敢主动去治，但被点到后也没人敢不去治。治好了自然有功有赏，但治坏了甚至治死了更是担当不起的罪名。所以给皇帝治病时都要组成一个班子，由官员和太医组成，共同承担责任。在具体诊治时，更是议了再议，先求平安无事，绝不冒险。
方从哲自然深晓此事关系重大，绝不会‘乱’来。或许是泰昌皇帝也深知其中原委，求治心切，所以自作主张，先服崔文升进奉的泻‘药’，后又坚持要服李可灼的红丸，导致病情恶化而猝死。
所谓仙丹红丸，极有可能是用道家方法炼出来的一种红汞化合物，一般呈红‘色’，有微毒。这种‘药’物在当时是一种可治百病但实际上什么病也治不好的东西，服多了会引起慢‘性’中毒。李可灼身为鸿胪寺丞，并不是御医，本不应该去进什么‘药’。他或许是邀功心切，或许是忠心可嘉，硬是进奉此‘药’，没想到不仅没有神效，反而惹下此祸。
但细论起来，李可灼也没有多大罪责，‘药’是泰昌皇帝自己要吃的，服完以后还称赞李可灼是忠臣。